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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仝生卒年代考证之我见

  作者:姚景强  日期:2017-02-14   浏览:  次


卢仝生卒年代考证之我见

河南济源作者/姚景强

【内容提要】自中唐以来,悠悠一千多年岁月,历代研究“茶仙”卢仝生卒年代者,不计其数。概括起来说,大都以卢仝《与马异结交诗》中“卢仝四十无往还”和贾岛《哭卢仝》诗中“平生四十年”为依据,采取以死推生的方法,要么从元和年间前推四十年,要么从“甘露之变”前推四十年,断定卢仝一生只活了四十岁或四十多岁。当然,也有为数不多的学者认为卢仝死时的年龄不少于六十岁。总之各执一词,争论不休,致使卢仝的生卒年代似乎成了千古之谜,迄今为止,尚无定论。本文则运用逻辑思维的方式,把形式逻辑之比较、分析、综合、抽象、概括、归纳等方法与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结合起来,依据当地考古和文献资料,对卢仝的生卒年代进行“立体式”考证,得出的结论是:卢仝比韩愈大,年长韩愈一岁,生于公元767年;卢仝并非死于唐元和年间的热病而是死于“甘露之变”,享年六十八岁。

关键词: 卢仝 生卒考证 结论

卢仝,是中国历史上中唐时期“韩孟诗派”中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之一。他因作多达1785字的《月蚀诗》而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,更因作《七碗茶歌》而闻名中外。然而,就是这么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,其生卒年代自中唐以来一直是千古之谜。历代学者因对卢仝的死因看法不同,也就导致对卢仝的生年说法颇多。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郑慧霞所着《卢仝综论》一书,根据历代学者对卢仝生卒年代的不同看法,把卢仝的死因概括为“文宗大和九年(835年)之‘甘露之变’和元和年间”两类,并由此推断出卢仝的生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:一主795年左右说;一主790年左右说;一主775年左右说;一主778年左右说;一主770年左右说;一主769年左右说;一主不详说。由于对卢仝生卒年代的看法不同,对其一生的年龄也就出现了“四十岁”之说、“四十至五十岁”之说、“六十或六十余”之说。笔者近些年研究卢仝,在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的基

础上,运用逻辑学中逻辑思维之比较、分析、综合、抽象、概括、归纳等方法,结合本地文献资料,对卢仝的死因和生卒年代进行了“立体式”分析考证,从不被人们重视的卢仝与韩愈诗中的彼此称谓寻觅“新”的信息,同时,也在卢仝、韩愈、孟郊、马异、贾岛等相互赠答的结交诗中发现了没有被研究者完全利用的原有“能量”。尤其是卢仝故乡济源本地颇具说服力的文献资料,几乎没有进入外地学者的视野。本文试图将多种元素融入到一起,重新对卢仝的生卒年代进行考证,以期推断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的结论。

一、 分析比较卢仝与韩愈彼此称谓是揭开卢仝生年之谜关键所在

分析卢仝与韩愈交往的诗,只要是采取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、全面综合的而不是简单片面的思维方法,就会发现,韩愈既是朝廷命官,又是唐朝闻名天下的散文家和诗人,他对像卢仝这样的草根文人的尊重,肯定不仅仅是卢仝的才学或者诗歌风格与其相似,而是作为文友或者说卢仝是他的兄长。这一点,可能是历代学者研究卢仝的生年时所忽视的。而这一点,正是推断卢仝生年的关键所在。何以见得呢?

众所周知,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,即公元768年,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,即公元824年,享年五十六岁(古人计算年龄按虚岁,史载五十七岁)。这里暂且不说卢仝因何原因而死,仅从卢仝与韩愈的交往中,彼此之间的称谓,就能看出谁大谁小。卢仝于唐宪宗元和六年(811年)曾作《苦雪寄退之》一诗,对韩愈的称呼,是直呼其字“退之”,在该诗的结尾,称其为“韩县令”,即韩愈的职务。而韩愈的诗《寄卢仝》,也是唐宪宗元和六年(811年)任河南令时所作。

当然,也有学者对卢仝与韩愈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存疑。需要指出的是,写作时间的迟早,并不影响卢、韩之间的称谓。韩愈《寄卢仝》的诗,开篇第一句便是“玉川先生洛城里”。“玉川”者,乃卢仝自号也。接下来,在这首长达66句的诗中,还有7句称卢仝为“先生”,分别是“先生结发憎俗徒”、“先生事业不可量”、“先生抱才终大用“、“先生受屈未曾语”、“先生又遣长须来”、“先生固是余所畏”、“先生有意许降临”。一首总共66句的诗歌,称卢仝为“先生”者,共达八处之多,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朋友之间相互赠、答诗中,也是绝无仅有的。韩愈为何要称卢仝为“先生”?欲解其中之谜,就得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说起。在古代,中国人尤其是汉族,每个人一般都有两三个名字,即小时候有乳名或奶名(如小毛孩、小毛蛋、小毛女),上学后又有学名,俗称大名(按辈分起名)、小名(不按辈分起名)。成年后,又有另起字号的。习惯上,从幼年直至成年以后,不管你是官还是民,父母、兄长包括同宗族的长辈,都喜欢叫你的小名,你自己也觉得叫小名挺亲切,也很乐意接受。假如你成年以后,晚辈或比你年龄小的人,喊你的小名尤其是某些很不雅的小名,你就接受不了,甚至会在心里暗暗地骂他。道理就是这样,长幼有序嘛。因此可以说,卢仝在《苦雪寄退之》一诗的题目中敢于直呼韩愈的字“退之”而不称“韩县令”,足以说明卢仝是以兄长的身份称呼韩愈的。这里举个例子: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,但毛主席的老师包括一些党外民主人士高龄者,都喜欢称毛主席的字“润之”(公众场合除外)。抗战胜利后,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,共商建立联合政府之大计。

不管谈判桌上气氛如何,私下蒋介石则称毛泽东“润之”。因为蒋介石生于1877年,毛泽东生于1893年,蒋介石年长毛泽东十几岁,他才这样称呼毛泽东。而毛泽东则称蒋介石“蒋先生”或“蒋委员长”。至于卢仝在《苦雪寄退之》中称韩愈“韩县令”,实际上类似现在的老干部对年轻干部的称谓,一般都是姓加职务,比如称“张书记”、“李县长”,体现了老干部对年轻干部的尊重。再说韩愈《寄卢仝》一诗,虽然第一句有“玉川”二字,但“玉川”后面相连的是“先生”二字。韩愈的名气那么大,卢仝的诗则不称韩愈“退之先生”。这就是二者的区别。

为了进一步说明卢、韩谁大谁小,有必要对“先生”二字作进一步的阐释。据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《辞海》解释,“先生”一词“先”的本意是“次序或时间在前”。“先生”的本意首指“父兄”,也可以引申为“老师”。当称“老师”为“先生”时,特指“老人教育者”或“对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”。当然现代社会,在一些交际场合,有些人动不动就说“女士们、先生们”,那仅仅是外交或交际场合的礼节性辞令,并非“先生”的真正含义,也有别于古代对“先生”的称谓。卢仝乃草根文人,与韩愈并非师生关系。如果卢仝的年龄没有韩愈大,论官论文韩愈的名气远比卢仝大多了,韩愈能称卢仝“先生”吗?如此这般道理,人们研究卢仝生卒年代时,可能就没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。鉴于此,笔者初步推断:卢仝比韩愈至少大一岁,约生于唐代宗大历二年,即公元767年。详细情况,下面还将论证。

二、卢仝“两种死因”与“两个四十年”辨析

历代学者研究考证卢仝的生卒年代,都是以卢仝《与马异结交诗》中“天地日月如等闲,卢仝四十无往还”和贾岛《哭卢仝》诗中“平生四十年,唯着白布衣”为依据,并以“元和年间”或“甘露之变”作为卢仝生命的终点,前推四十年,来推断卢仝的生年。也有极少数学者在四十年的基础上,另加卢仝成年以前的二十年。由于忽视了卢仝长于韩愈这一根本问题,也就导致了众说纷纭的多种说法。笔者近些年研究卢仝,在揭开了卢仝与韩愈称谓之谜之后,对卢仝的“两种死因”与“两个四十年”,也就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看法:

第一、 对卢仝死于“元和年间”一说之否定。历来研究卢仝死

因者,不外乎把卢仝的死因定为“元和年间”或“甘露之变”两种,目前尚未发现有第三种说法。提出卢仝死于“元和年间”者的说法,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:一是卢仝元和七年旅居扬州时,瘴气入骨,疾病缠身,卢仝曾作《客淮南病》诗云:“扬州蒸毒似燂汤,客病清枯鬓欲霜。”返回洛阳后,于元和八年(813年)因困瘁潦倒热病复发而死。二是认为卢仝之卒不能晚于元和八年,因为卢仝诗集中并无可以系于元和八年以后的诗,只能解释为元和八年这位诗人已经离开人世。以上这两种原因,貌似“理由”充足,无可辩驳,但是,笔者掌握的资料,则是历代学者所从未引用的,应该能够否定卢仝死于“元和年间”犹其是“元和八年”之说。其一,济源《王屋山志》收录的唐杜光庭《王屋天坛圣迹记》可以佐证。杜光庭(850—933年)是唐末五代着名道教学者。一般人都认为,《王屋天坛圣迹记》是一篇游记。其实,此文早已被收录中国《道藏》,与着名的寓言故事《愚

公移山》一样,成为道教的经典。该文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深思:“坛心有石灯台……《造石灯台小碣》云:‘天宝八年,新安尉公使内使官图令符筵喜,因为国为民醮坛置碣。阴刻卢仝高常严固至大和五年,凡字缺损”。文中的“大和五年”,即公元831年,“凡”有一层意思当“所有”或“大概”讲,其中之意是卢仝等人“大和五年”曾到此游玩,并在“小碣”的阴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,“小碣”上所有的文字大概还有一些缺损。试想:卢仝在公元831年还能与髙常严固登上王屋山主峰高达1715米的天坛顶,他怎么可能死于元和八年(813年)呢?起初读杜光庭的文章,笔者还以为《王屋山志》弄错了,即把“元和”弄成了“大和”。 因为笔者曾在王屋山“三宫”之一的紫微宫遗址上,发现一通《有唐贞一先生碑碣》(现存国保单位济渎庙内),碑阴刻有司马承祯的《坐忘论》,由女道士柳凝然(亦称柳默然),赵景玄母女俩立于唐太和三年(829年),“太和”即“大和”。宋元佑九年(1094年)上方院主道士催可安重立。但这通碑的碑首有这样的题额:“卢仝髙常严固元和五年”。“元和五年”乃公元810年。可疑的是,从元和五年到太和三年长达十九年之久,柳凝然当时为司马承祯立碑,为何要把“卢仝髙常严固元和五年”刻在碑首上?髙常、严固何许人也,史无记载。但是,这一客观存在,成为千古之谜,也使许多前来济源考察的专家学者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了进一步弄清《王屋山志》上杜光庭文章中的“大和”二字是否真正弄错,笔者又查阅了道教学术网“正统道藏电子文学资料库”,在《正统道藏》洞神部查到了杜光庭的《天坛王屋圣迹记》,均为繁体字,并且都是从古本

书上直接电子扫描的,上面明明白白写着“大和五年”,与《王屋山志》中的记载完全一样。笔者这才放心了。由此可以推断:卢仝“大和五年”还能登上天坛顶,说明他身体健康。“大和五年”离“甘露之变”发生时的“大和九年”只有四年之差,因此,卢仝能够活到“甘露之变”也是极有可能的。其二、对所谓热病复发而死的质疑。卢仝在扬州,曾作诗《寄萧二十三庆中》云:“就中南瘴欺北客,凭君数磨犀角吃”。从诗中可以看出,卢仝因为瘴气侵袭致病后,曾用犀角进行治疗。是否治癒,从孟郊《忽不贫,喜卢仝书船归洛》诗中,看不出卢仝有病态病相。说明卢仝从扬州返归洛阳时,病已痊愈或身体基本恢复正常。要不然,他怎么会带病冒险返回洛阳呢?当然,也有学者根据《示添丁》中“数日不食强强行”、“不知四肢正困惫”、“气力龙钟头欲白”等诗句推断,卢仝回到洛阳后,又旧病复发,且已近晚景。但笔者认为,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高级动物,君不见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在医院病危,医生都束手无策,通知家人准备后事了,但回家之后,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,甚至又活了三年五年、十年八年的,并不少见。至于卢仝,即便是回到洛阳后又热病复发,由于有扬州治病的经验,加之洛阳乃唐朝东都,也是名医荟萃的地方,其病得到治疗乃至创造起死回生的的奇迹,都是有可能的。也就是说,病危不等于即死。为了说明这一问题,这里再举一例:有学者推断卢仝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即《七碗茶歌》,是写常州刺史孟简遣军卒至洛阳赠新茶之事。此事发生在元和八年(813年)春天。另从卢仝《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》也可佐证,该诗其一云:“君家山头松树风,适来

入我竹林里。一片新茶破鼻香,请君速来助我喜”。所谓“入我竹林里”,即指洛阳里仁新宅竹林;所谓“新茶”,无疑是指孟简所赠新茶。举这个例子,是想说明一个问题,即元和八年(813年)春天,卢仝收到孟简的新茶时,病已康复,并且精神状态很好。不然的话,他怎能写出浩气冲天、激情满怀、酣畅淋漓的《七碗茶歌》呢?另外,宋代着名诗人苏轼曾作《安国寺寻春》诗曰“玉川先生真可怜,一生耽酒终无钱。病过春光九十日,独抱添丁看花发。”说明卢仝从扬州回到洛阳后,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,已经病愈,并能独自抱着小儿子添丁去看花。总之一句话,卢仝元和八年(813年)未卒也!其三、卢仝元和八年(813年)之后不见其诗不等于不在人世。还是让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去琢磨吧。韩孟诗派中有个诗人叫樊宗师,一生写了769首诗,因其诗过于险怪艰涩难懂,结果,经过历代筛选,存世的诗作仅留下一首《蜀锦州越王楼诗》,后人能说樊宗师写了这首诗就不在人世了?另外,元和以后,包括韩愈在内,其诗风也“进一步向奇崛险怪的方面发展”(见《中国文学史》)。卢仝的诗本来就险怪加上他崇尚韩愈的诗风,很有可能将自己的诗风向着“奇崛险怪”、乃至登峰造极的方面发展。这样,他元和八年(813年)以后的诗,很有可能像樊宗师一样,被筛选掉了。也就是说,无诗不等于无人。

第二、倾向于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的说法。“甘露之变”是唐文宗伙同王涯、舒元舆、贾餗、李训等四相谋诛宦官仇士良等未果而引起的一次政治惨变。历代学者主张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的,大都以晚唐李玫(亦云“李攻”、“李政”)的志怪小说集《纂异记》里《喷

玉泉幽魂》中有“甘露四相”(意指王涯、舒云舆、贾餗、李训)的化身以及“白衣叟”(意指卢仝)为依据。而主张卢仝死于“元和年间”的学者则认为,《纂异记》是文学作品,何况把卢仝之死定为“甘露之变”,与卢仝、马异、贾岛等诗中有关“四十年”之类的“要素”不合。这里且不说有关“要素”合不合的问题(本文后面再谈),单就文学源于生活这一基本常识而言,《纂异记》中塑造人物时,将“白衣叟”作为罹难“甘露之变”的卢仝的化身,也无可非议。试想,“甘露之变”之前,且不说唐代诗人众多,即使是“甘露之变”当天,不管是住在王涯公馆还是茶馆中的人也并非卢仝一人,而李玫为啥不选别人而偏偏选中了卢仝作为小说的人物之一呢?正像有的学者所质疑的那样,卢仝仅仅是个诗人,怎么可能住在宰相公馆?其实,这个问题另有学者早已作过考证:卢仝与王涯之甥皇甫湜同属韩门,即韩孟诗派,俩人关系很好。卢仝与王涯结交,王涯之甥皇甫湜能够起到中介作用。还有一种原因,即在唐朝有不少王侯贵戚喜欢与文士结交,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风尚。这种风尚,自然也给一些落魄诗人提供了一时的庇护乃至终身依托,名曰“托身豪门。”比如康洽,他是一位很受王侯欢迎的诗人,他在长安出入的都是王侯贵主之家,那些王侯贵主家的骏马奴仆都跟他自己似的,戴叔伦曾有诗云:“贤王贵主于我厚,骏马苍头如己有。”由此推断,卢仝可能也属于这类诗人,罹难王涯之宅,岂不渊源有因吗?除此,笔者推断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,还另有说法。其一,本文否定卢仝死于“元和年间“那一部分,提到卢仝于大和五年与髙常严固曾登上王屋山天坛之顶,有“小碣”碑作

证。“大和五年”为公元831年,离“甘露之变”(835年)仅四年之差,说明卢仝身体健康,有可能活到“甘露之变”,即835年。其二,从贾岛《哭卢仝》诗中能够悟出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的信息。该诗开篇两句便是“贤人无官死,不亲者亦悲”。历代学者研究《哭卢仝》,可能只偏重了诗中的“平生四十年,唯着白布衣”这两句,而忽视了开篇的两句。其实,开篇的两句,已经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的信息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仔细品读便会发现,贾岛悼念卢仝,不仅仅是因为卢仝是贤人或者说是个很有本事的人,一辈子都没有当上官,对他的死感到遗憾和悲痛。关健在于“不亲者亦悲”所蕴藏的内涵。尽管卢仝是个很有本事的人,但他毕竟是个诗人,一介平民。假如卢仝是因病死的话,那等于自然死亡,亲人朋友感到悲痛,那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而对于非亲非故的人们来说,充其量也是彼此互相说说而已,不会为此感到悲痛的。但是,假如卢仝真的死于“甘露之变”,头上无发,而且还钉了个钉子,死的很惨,那就不一样了。与卢仝非亲非故的人们,联想到卢仝一生心怀为国为民的抱负,官没当上却遭甘露罹难而死,自然会在同情之余而感到悲伤。而贾岛的诗“不亲者亦悲”,只不过是回避了“甘露之变”而已。这样,既可免去受诛连的嫌疑,也可让人们去联想。但是,“不亲者”的悲伤,笔者认为,绝非因为卢仝一生没有当官或者仅活了所谓的“四十年”这一因素。这里举个例子:韩孟诗派的追随者李贺(790——816年),出身于没落的皇室后裔家庭,自幼才华出众却怀才不遇,仅为掌管祭祀的九品小官奉礼郎。论才,他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诗人。“在中唐

诗坛,乃至整个诗歌史上,他都可以说是异军突起,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”(见《中国文学史》)。李贺死时年仅二十七岁。他短暂的一生写了很多诗且不乏名句。如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、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、“雄鸡一声天下白”等,其中有的名句还被毛主席引用。但李贺死后,也未见哪位诗人为他写出类似“不亲者亦悲”的诗或文章。为啥?究其因不外乎他乃自然死亡。其三、韩孟诗派为啥只有贾岛哭卢仝?提出这个问题,旨在佐证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。不是曾有学者力主卢仝死于元和年间,最迟也在元和八年(813年)吗?如果这样的话,那时韩孟诗派中与卢仝关系密切的,史载马异生卒年代不详搁置不提,其余如韩愈(768——824年)、孟郊(751——814年)、贾岛(779——843年)等,都还活着,为何哭卢仝的只有贾岛而不见韩愈、孟郊有任何表示呢?这就说明卢仝元和年间还在世。而公元814年孟郊死时,韩愈则有《赠贾岛》一诗,抒发对孟郊的怀念,诗曰:“孟郊死葬北邙山,从此风云得暂闲。天恐文章浑断绝,更生贾岛着人间”。更有说服力的是,孟郊死后,卢仝亦有诗作《孟夫子生生亭赋》。诗的开篇写了卢仝在寒风中来到了生生亭后,没有见到孟郊,睹物思人,曾发出感叹:“夫子何之兮?”意为先生啊,你今在何处?接着写了孟郊的为人和对孟郊的诗风的赞美以及友情等等,全诗充满了对孟郊的思念之情。如果卢仝死于元和八年(813年),他怎能在孟郊死后(814年)或孟郊死后不久写出《孟夫子生生亭赋》。但是,卢仝死后,由于“甘露之变”时,韩愈、孟郊等都已经离开人世,所以只有贾岛有“资格”写诗悼念卢仝。其四、从文献资料中卢仝的相貌看,

卢仝死时已是老龄人。明胡震亨《唐音统鉴》中有“仝无发,阉人于脑后加钉悬焉”的记载;清康熙编《唐宋诗醇》曰:“玉川垂老,尚依时宰,致罹甘露之难”;谭正壁先生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云:“甘露之变……仝老无发,捕者于脑后加钉以系之,遂遇祸”。当然类似说法还有很多。从“仝老无发”这一现象上看,绝非元和年间卢仝处在中年时期的相貌,而是一种进入老年以后的形象。从这一形象,足以佐证卢仝在“甘露之变”发生的前夜仍然在世。需要指出的是,笔者在这里只是倾向于历代学者中主张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的说法,并作了进一步的佐证而已,但并不苟同于一些学者把“甘露之变”作为卢仝生命的终点前推四十年,去决定卢仝生年的猜想。由于这种猜想忽视了卢仝长于韩愈这一关键因素,也就出现了卢仝十多岁就得子、托孤等相互矛盾的问题以及诸多解释不通的疑点。笔者在肯定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的同时,将在下一个问题对相关疑点予以诠释。

第三、“两个四十年”与相关疑点之见解。这里所说的“两个四十年”,是指卢仝《与马异结交诗》中“卢仝四十无往还”和贾岛《哭卢仝》诗中的“平生四十年”。卢仝所说的“四十年”,是指自己从出生到与马异结时的“四十年”,并非指卢仝只活了“四十年”。韩愈《寄卢仝》诗云:“往年弄笔嘲同异”,作于元和六年韩愈任河南令任上,即公元811年,诗中的“往年”即元和五年,也就是公元810年或稍前一、二年,即公元808年或809年。如按照笔者推断卢仝生于767年,卢、马结交时为810年,此时卢仝应为四十三岁或四十一、二岁。有学者曾以韩愈《寄卢仝》诗中还云“先生结发憎俗徒,闭门不出动

一纪”为依据,说卢仝与韩愈相识时只有三十二岁,笔者对此不敢苟同。按照古人的说法,“结发”,始男年二十,即成年。“一纪”,乃十二年也。其实,韩愈的诗,是说卢仝从成年起,就不与世俗人交往,曾隐于少室山,闭门读书十二年,并非韩愈与卢仝相识时只有三十二岁。卢仝与韩愈的交往相识早于马异,据洪兴祖《韩子年谱》考证,卢仝始与韩愈往还当在元和二年至四年之间。就按元和二年来说,元和二年为公元807年,此时卢仝的年龄为四十岁,与元和五年(810年)卢、马结交时四十三的年龄正好吻合。退一步说,即使卢仝死于元和八年(813年),此时年龄也在四十六岁(虚岁四十七岁),而并非整“四十岁”。而贾岛的《哭卢仝》诗,按照本文上面的推断,从时间上说,应在“甘露之变”的次年秋天或再晚些时日。其理由,笔者本文前面已作过分析(即对“不亲者亦悲”的分析和“甘露之变”时唯有贾岛还活着的分析)。这里仅对贾岛诗中的另外一种意境和相关疑点谈点看法。贾岛《哭卢仝》诗中在描写卢仝死后坟头荒的凉景况时这样写道:“无钱买松栽,自生蒿草枝。”诗中的“自生蒿草枝”一句很值得推敲。尤其是“蒿草枝”三个字,已清楚地告诉人们贾岛来济源悼念卢仝的时间,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谓的“春天”,而是在秋天或秋冬之交。众所周知,“甘露之变”发生的时间是大和九年(835年)十一月二十一日,说明当时的季节是在冬天。而卢仝在冬天入土埋葬之后,在北方的冬天是不会长草的。即使到了第二年春天,也不会长出“蒿草枝”来。因为“蒿”这种植物,在济源大地上随处可见。它乃草本植物,虽然一岁一枯荣,但根系发达,秋冬落霜之后即枯,

第二年春天就又从根部发出嫩芽,清明节前称“白蒿”,夏天称“青蒿”,到了秋冬就又称“黄蒿”了。而贾岛诗中说得是“蒿草枝”,至少季节已到夏天甚至秋天以后,蒿草才会有枝。另外,古代乃至现代,济源或北方每年都有三次上坟祭祀的习惯:一次是寒食节,即夏历冬至后一百零五天,清明节前一、二日,一次是农历七月初一的“中元节”,一次是农历十月初一的“送寒衣节”。这三次祭祀被称为“三大鬼节”。从这种情况看,贾岛诗中“蒿草枝”的季节,肯定不在春天,最起码也在秋季的“中元节”或秋冬之交的“送寒衣节”。只有这时,“蒿草”才会有“枝”。至于有些学者以开成元年(836年)春贾岛在长安有与蔡京送别诗《送蔡京》,就说本年二月前后贾岛在长安而不可能到济源,笔者以为有失偏颇,即贾岛开成元年春天未到济源,并不意味着秋天或秋冬之交未到济源。联想到诗意的背景,也只有贾岛在开成元年秋天乃至稍后一个时期到济源,才能在卢仝的坟上看到那种凄凉的景象。既然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,贾岛《哭卢仝》一诗也是作于“甘露之变”之后,那么,一些力主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的学者,把卢仝的生年推断在795年,自然会出现诸多疑点。比如:元和五年为公元810年,如果卢仝生于795年,那么元和五年时才十五六岁,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,他怎么可能与髙常严固(济源有学者认为,高、严为当时有影响的儒生)在王屋山的碑首上题字?再比如,卢仝的次子添丁生于元和五年(810年),古代不乏十五六岁当爹的例子,倒也说得过去。但是卢仝还有一长子抱孙。有学者根据卢仝《寄男抱孙》中“下学偷工夫,新宅锄藜莠”和“引水灌竹中,蒲池种莲

藕”等句分析,抱孙至少比添丁大五到十岁,几乎和卢仝的年龄(按795年)相差无几,怎么可能呢?当然,在力主卢仝死于“甘露之变”的学者中,也有接近于笔者对卢仝生年(767年)推断的。比如,黄永年先生就提出卢仝生于769年。他在《纂异记和卢仝的生卒年》中曰:“‘平生四十年’者,并非说卢仝只活了四十年,而是指卢仝自成年到罹甘露之变之间的四十年,则其享年当过六十”。但他同样忽视了卢仝长于韩愈这一关键因素。如果按笔者推断卢仝生于767年,死于“甘露之变”835年,享年68岁的话,诸多疑点便得以解决,即:韩愈《寄卢仝》诗作于元和六年(811年),同年卢仝由韩愈、孟郊相引结识贾岛,时年卢仝四十四岁;元和五年(810年)卢仝与髙常严固在碑首题额(指司马承祯那通碑),且添丁出生,与马异结交,时年四十三岁,正所谓“卢仝四十无往还”所云(诗中四十为概数),即使抱孙比添丁大五到十岁,抱孙出生时卢仝的年龄也在三十三至三十八岁之间(这一佐证可以证明卢仝并非十五六岁即得长子抱孙);至于贾岛《哭卢仝》诗云“平生四十年”,笔者与黄永年先生的看法一致,即指卢仝成年后到甘露之难的四十多年。这里举个例子:现代人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也常常自叹:“你看我这辈子混得叫啥!”“我这一辈子”也是指成年后(十八岁或二十多岁)开始参加工作算起的几十年。即使卢仝的成年按二十岁计算,到甘露之难为四十八年。关键的问题是:如果不把卢仝的生年推断为767年,要再多上一年或二年,那么,贾岛的诗“平生四十年”很可能就写成“平生五十年”了。理由是,人若四十八九,虚岁也就可以说是五十岁了。最后谈谈“托孤”。

贾岛《哭卢仝》诗中云:“长安有交友,托孤遽弃移”。如何理解“托孤”?笔者认为,有两种可能:一是元和八年(813年)卢仝从扬州返回洛阳热病复发时。他可能怀疑自己的病难以痊癒,担心自己一旦撒手西去,两个儿子尤其是小儿子难以自立,曾向友人“托孤”,有学者分析,似指韩愈。因为此时韩愈又赴京都长安供职,卢仝让韩愈对自己年幼的儿子予以关照,也在情理之中。二是“甘露之变”之前卢仝往还长安时“托孤”。笔者在这里所说得是“甘露之变”之前而不是“甘露之变”发生之时。据清孙之騄《玉川先生传》称:“愈死,仝落拓无所依,往来长安中”。可以看出,韩愈824年死后,卢仝经常往来长安。而韩愈死时,卢仝的次子添丁(生于元和五年即810年)才十四岁。而卢仝的长子抱孙,很有可能在韩愈去世之前已不在人世。这一点,卢仝族谱《范阳世系图》中是这样记载的:“……二十五世照邻,二十六世坦,二十七世储,二十八世仝,二十九世添丁,三十世祯……”卢仝死后,其后代曾迁徙山西,卢氏《洪洞世系图》上,记载“添丁”后面是“祯”,说明两个世系图吻合。但这两个世系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即卢仝的两个儿子只有次子添丁而无长子抱孙。按照古代传统习惯,未成年人早薨,是不上族谱的。这就足以说明卢仝的长子抱孙已死而只有次子添丁了。既然这样,即使韩愈死后至“甘露之变”之间的八年间,添丁长大成人了,但不一定成家立业。而此时卢仝在长安又结交有新朋友,其《送王储詹事西游献兵书》诗曰:“美酒拨醅酌,杨花飞尽时。落日长安道,方寸无人知。”从诗的首句“美酒拨醅酌”便可看出,俩人能聚在一起喝酒,关系就不一般。

《唐才子传》就有这样的记载:“王储曾官詹事之职,与卢仝过从甚密。有酬唱之作。”另外,卢仝与王涯可能也有特殊关系。本文前面已提到卢仝与王涯之甥同属韩孟诗派,“甘露之变”前卢仝曾留宿王涯之宅,就是很好的证明。除此,清康熙皇帝所编《唐宋诗醇》中也有“玉川垂老,尚依时宰”之言,说明当时卢仝不仅年老,生计之所依,靠的是时任宰相王涯。卢仝一生无官,生活主要靠朋友接济,自己年纪大了,又没啥收入,不知哪一天就会离开人世。在这种情况下,退一步说,假如抱孙(卢仝长子)还活着,也许已经另立门户了。不管添丁是否成年,卢仝采取“托孤”之举,将添丁拜托给诸如王储、王涯之类的官场之人,有什么可奇怪的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,笔者借用黄永年先生在谈到“托孤”一事时所举的两个例子:一是刘备临死前请诸葛亮辅佐嗣子禅,当时刘禅十七岁,史称“托孤”;二是唐太宗临死前嘱托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辅佐太子高宗,高宗当时二十二岁,史称这也是一次“托孤”。所以,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“托孤”仅是对幼童或未成年人而言,君不见中国的老人有别于外国,一辈子为儿女操心,即使儿女成家立业,临死还是不放心。以此及彼,卢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“托孤”,岂不亦然乎。

三、结论

综上所述,可以得出一个结论:卢仝与韩愈相比,其年龄年长韩愈一岁,生于唐代宗大历二年,即公元767年,卒于“甘露之变”之时,即公元835年,享年68岁(虚岁69岁)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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